如今的丹东，鸭绿江风微浪稳，凤凰山郁郁葱葱，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战火不断、满目疮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光荣院里，工作人员给予孙景坤老人悉心的照顾，子女也在床边尽心陪护，但老人每次醒来都要寻找的，却是一位无言的“伙伴”——军装。这件挂满了奖章的军装，现在就挂在老人的床边，护理员曾数次看见，老人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它、抚摸奖章、抚摸那一段出生入死的峥嵘岁月、抚摸这一生的付出与奉献……

接受了采访后，老人有些倦了，工作人员帮助老人躺下，半梦半醒间，老人又将右手举到了耳边，从姿势上来说，这一个躺着的军礼远远称不上标准，可在内涵上来说，这又是一位军人，用72年的漫漫岁月，敬出的最标准的军礼。

接受采访时，孙景坤老人刚刚出院不久。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我们的采访时间一缩再缩。老人的精神大不如前，谈吐已不再清晰，但是，敬礼时，他仍然尽力地坐直了身体。

老人话不多，反复提起的两个词，是奉献和幸福。他的心中，似乎从来没有自己应该得到什么;他想到的，总是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战时勇往直前、建设时事必躬亲、为下一代做爱国主义教育、捐出自己珍藏的奖章和证书……当我们赞他伟大，唤他英雄时，他想到的，却是已经长眠的战友。

“他们才是真的英雄，与他们相比，我还活着，就已经很幸福了。”类似的话，老英雄张富清也说过。他们并不相识，却因为相同的信仰而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

返程的路上，我们去了抗美援朝纪念馆，在精心布置的场馆和详实的史料中，我们仿佛能看到当年那连天的战火和无畏的将士，烽烟中、黄土下，许多英雄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我想，如果让他们重新选择，那些前行的背影中不会少哪怕一丝坚毅……

领导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无论什么年代，共产党人都在用行动反复重复这个答案，在湖北、在辽宁，在祖国的每一片土地上，在人民需要的每个时刻里。

时代楷模朱有勇事迹观后感篇3

梦境中，常常是火光滔天，他，独自一人，穿梭火海边缘。

38年来，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肖文儒参与过多次重特大灾难事故营救：每一场灾难，都是瞬息万变的战场;每一次救援，都是生死以赴的逆行。

右眼角的伤疤，是烧糊的拉链蹭到脸上留下的;变形的关节，是长期冷热交替埋下的病根……而他，早已习惯，在办公室备好一只行李箱，随时准备，救人于危难。

“我不能离开”

700多起灾难事故救援，成功解救被困群众1000多人——肖文儒的手机里，存着许多他参与过的救援现场照片和视频。他能准确说出每一次事故的时间和抢救人数。

“这些不是照片、数字，都是一条条人命、一个个家庭啊!”“人命关天”这四个字，早在30多年前，就烙印在肖文儒心中。

肖文儒年轻时的照片。

1985年冬天，山西省原大同矿务局雁崖矿井下中央变电站突发着火事故。

当23岁的肖文儒和同事们成功带着被困人员升井，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

老人这一跪，重重地压在了他的心上，也永远地赶走了曾经的犹豫。

应急救援工作太苦、太难、太危险了!20世纪八十年代，应急救援人员很多时候是在“赌命”。

戴上呼吸器，披着浇透了凉水的草袋子，应急救援队员要在井下灾区接近人体极限的高温中工作;浓烟翻腾，他们只能闭着眼睛打密闭墙，一旦走错方向，或撞落呼吸器鼻夹，后果不堪设想……

一次救援，肖文儒亲眼目睹队友倒在井下。

“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这工作咱别干了啊?”肖文儒的脑海中，自己母亲流着泪的苦苦哀求，和被救者母亲含着泪的重重一跪，最终重叠成一个声音：“我不能离开”。

选择了应急救援，就选择了与“死神”较量。记不清多少次，肖文儒和队友命悬一线。

“队长，水花打起火花了!”一次，某煤矿井下盲巷积存的几十吨煤粉发生自燃，形成随时喷发的“火山口”，高压水枪冲起煤尘，火光瞬间迸发四射。

“趴倒!”电光火石间，肖文儒想到了“二次爆炸”，不假思索地喊出命令。

话音刚落没几秒，爆炸声响彻巷道，火舌瞬间吞噬了作业空间。

趴在地上的肖文儒迅速擎起水枪对准火点，一秒、两秒……氧气越来越稀薄，一分钟、两分钟……视线越来越模糊……

幸好，火势被及时扑灭。“如果当时晚趴下几秒，或者没有坚持继续灭火，可能我们就牺牲了。”肖文儒说。

井下二次爆炸，是矿难救援中最大的风险点。而这样的生死关，肖文儒硬闯了4次。从煤矿瓦斯爆炸到透水事故，从隧道坍塌到山体垮塌，肖文儒总是向险而奔、逆向而行。

“生命至上，只有掌握第一手情况，救援行动才能更有效。”多少年来，只要到了事故现场，肖文儒就要背着呼吸器下井勘察;他曾整晚站在井口附近指挥救援，直到天亮才发现自己被满地炸药、雷管“包围”;在瓦斯浓度高达4%以上的现场，他曾两次爬下巷道查看，力排众议调整救援方案。

“向前一点、再向前走一点。”挺进生命禁区的每一次，肖文儒都会押上“所有的砝码”。因为他相信，在漫无边际的黑暗深处，还有人等着他带去一束光。

“不惜一切代价”

肖文儒至今难以释怀，多年前大同某煤矿发生火灾事故，一开始还可以通过电话联系上井下被困人员，但由于当时技术手段落后，被困人员最终全部遇难。

“当时我就想，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救出来。”他说。

今年1月，山东栖霞笏山金矿发生“1·10”重大爆炸事故，被困人员位于井下约600米的位置，救援深度较为罕见。由于地质情况复杂，不仅钻孔工作难度极高，井下涌水量也很大，形成“前有围堵后有追兵”之势。

4个钻孔“多管齐下”，相继遇到问题。肖文儒当机立断：提前增调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大地特勘队带一台高性能钻机前来增援!

这时，救援希望最大的3号钻在钻至井下521米处时，距井底目标偏移已达7.4米。

一子落而满盘活，新增救援团队及时对发生偏移的3号钻孔进行纠偏透巷。仅用4天，这条“生命通道”提前打通!

一刻不停，在部署打通4号钻孔中，肖文儒建议“先堵水再透巷”，确保了这条生命维护和监测通道始终畅通。后来证明，这个方案让转至4号钻孔下方的被困人员生存环境大大改善，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最终，11名被困人员获救，这次事故救援也被业内誉为“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

临场应变、力挽狂澜，靠的是废寝忘食的研究思考、通宵达旦的实战训练。38年来，肖文儒不管岗位、身份如何变化，他一直冲锋在救援最前线，成长为我国矿山救援的权威专家。

“加强瓦斯实时监测!”2017年秋，辽宁阜新万达煤矿发生透水事故。肖文儒在井下现场连续工作11个小时，当作业现场瓦斯浓度达到3.5%并继续上升时，他立刻组织调整通风系统，将作业现场瓦斯浓度控制在安全范围，最终，83名被困矿工全部获救。

举棋若定，落子无悔，在一次次的生死淬炼和刀锋行走中，肖文儒成了全国应急救援系统的“老兵”。

从推广正压氧气呼吸器、高压排水软管等装备的广泛应用，到加快救援应急通信、矿用石膏等技术的高速发展;从组织起草矿山救护规程和救援条例，到“传帮带”各类现场处置和技术装备的经验……肖文儒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倡导“科学精神和热血担当缺一不可”。

他的手机上，存满了全国矿山救援大队大队长和总工的电话号码，一有机会，他就深入基层救援单位，推广矿山救援的新知识新办法，服务于城市救援与综合救援。

“运用新方法新技术，老肖为应急救援加上了多重保险。”应急管理部矿山救援中心综合处二级调研员、副处长欧阳奇说：“他不仅是主心骨，更是指路灯。”

“一切都值了”

2021年初春，某煤矿透水事故发生的第二天，肖文儒就星夜驰援，抵达现场。

春寒料峭，救援队住的是帐篷，吃的是盒饭，每天工作到凌晨。59岁的肖文儒直到35天后才撤离，刷新了他自己最长的现场工作记录。

有一次，做完心脏手术不久，肖文儒又冲到一线。在电视上看到他憔悴疲惫的面孔，姐姐第一时间拨通了他的电话，近乎咆哮地问：“你不要命啦?!”

他却很平静地回答：“不管多苦多累，只要人能救出来，一切都值了。”

在工作中他雷厉风行，在生活中却平淡如水。

把职务看“淡”、把事情做“精”、把人写“大”——这是肖文儒的老同事、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资产财务部二级巡视员孙国建对他的评价。

经历生死、见多离合，肖文儒的确把很多东西看得很淡，但对师生情谊却格外珍惜。

38年间，肖文儒把40多本厚厚的救援笔记中的心得经验，倾囊传给了一批“好苗子”。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协调部三级主任科员乔天楷记得，2019年自己从部队转业来的时候，还是煤矿救援的“门外汉”，肖老师带头领着他们下井，逼着他们学习。徒弟们救援有功，他比谁都兴奋。

还有一份情，他埋在了心底。那是对家人的愧疚之情。

肖文儒的母亲生前也曾对他抱怨：“我遇到困难、想找人帮忙的时候，都想不起来你。”

说到这些，这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铁汉红了眼眶。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谁人不想?但作为一名应急救援工作者，只要呼救声起，就应生死以赴。

2019年10月1日，肖文儒作为应急管理系统的群众代表参加70周年国庆活动，登上了“众志成城”方阵彩车。

“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应急救援人的训词，肖文儒用毕生践行。

他说：“在‘全灾种、大应急’要求面前，我们要从‘救’向‘防’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坎要迈。”

肖文儒仍然时刻准备着，奔赴下一个战场……

时代楷模朱有勇事迹观后感篇4

38年的应急救援生涯，肖文儒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与困难，同时也收获了荣誉和感动。有一次，肖文儒带队成功救出井下被困人员后，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拦住他，“扑通”一声向他下跪：“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

这一幕永远刻在肖文儒的脑海中，让他深深认识到这份工作的伟大与光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8个沉甸甸的大字，不仅贯穿肖文儒应急救援事业的始终，而且也是他内心深处对于人民“守夜人”最朴实的承诺。

“每一起事故救援都很难，但当被困人员被救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心中那种欣慰、喜悦、激动，是做其他行业很难体验到的。”肖文儒说。

20_年10月1日，肖文儒作为应急管理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代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群众游行活动，登上“众志成城”方阵彩车为新中国庆生，当彩车经过天安门城楼时，他不禁热泪盈眶。

纷至沓来的荣誉和赞赏并没有让肖文儒迷失方向，他仍像刚工作时那样，奋战在抢险救援第一线。“他始终坚持只有下井勘查，掌握第一手情况，救援方案才更有针对性，救援行动才更有效。”应急管理部矿山救援中心综合处二级调研员、副处长欧阳奇说。

肖文儒说，机构改革后，矿山救援队伍与消防救援指战员共同战斗，学习了很多，也认识到不足。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坎要迈，“我将始终以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坚强意志，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关头、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不畏艰险，逆向而行”。

时代楷模朱有勇事迹观后感篇5

“一个人能力再大也是有限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张连印当初回乡造林，就是为了带动大家共同来绿化荒山。

除了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奋战在荒山造林第一线，他还干了三件有口皆碑的事：

第一件事，张连印先后筹措资金数十万元，在家乡的荒山、荒岭上打了8眼机井，修了3500多米的水泥路，挖了3400多米长的灌溉渠，为村里绿化荒山打下了基础。

第二件事，在荒废的河滩上建成了300多亩的苗木繁育基地，将自己摸索出的适合家乡自然环境的20多个树种，育成树苗近200万株，提供给全村、全县绿化荒山。

第三件事，将自己绿化荒山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使张家场村形成的“封山育林、人工造林、种苗繁育基地、农业科技苑、村庄改造”的经验在全县进行了推广。2007年7月，这个村被确定为山西省生态园林示范村。

2011年，张连印被检查出患有肺癌，却仍在第二年开春坚持从治疗地回到荒山造林的一线。“我得让大家都看到我，这样才能发动集体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张连印持之以恒的开荒造林精神感染了全县干部群众，使荒山绿化队伍形成了百万之众，县、乡、村、集体、个人绿化工程，在塞外高原星罗棋布，方兴未艾。

张家场村的乡亲们还自发捐款，在张连印植树的一个山包最高处，建起了凉亭，取名“将军台”，以感激他对家乡人民的贡献。

也似乎是命运的眷顾，癌症确诊已经过去10年了，张连印的肺癌已经钙化，身体逐渐健康起来。

有人戏称，卸了甲的“愚公司令”是光杆司令了。张连印却幽默地说：“我的麾下有着百万兵呢，你们看那满山的樟子松、云杉，油松、胡杨、侧柏、沙棘，一行行，一列列，漫山遍野，不都是我的兵吗!”

如今，数不尽的樟子松、油松、沙棘，已经把荒山、荒坡变成了林地。张连印说，“我在这里多种一棵树，就多培养一名环境‘卫士’。”他也被网友亲切地称呼为麾下205万个环境卫士的“树司令”。

时代楷模朱有勇事迹观后感篇6

1921年，李桓英出生于北京，童年时跟随父母在德国柏林生活。她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本科生，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时，她多次横跨各洲，为贫穷落后地区防治性病和雅司等疾病而努力。

7年任期结束后，世界卫生组织希望李桓英续签5年合同。而李桓英全家已经移居美国，父母兄弟希望她留在身边。不过，这两个选项都被李桓英排除了。

李桓英曾在美国杂志上看过关于钱学森的报道，得知钱学森毅然回国时，她深受触动，“时不我待，作为中国人，我很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想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于是，她瞒着家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后终于回到中国。这一年是1958年，她37岁。此后的漫长岁月，她始终无悔最初的选择。

1970年，李桓英在江苏第一次见到麻风病患者。他们有的脸部毁容，有的手脚畸形，有的皮肤溃烂。由于没有有效治疗手段，麻风病患者往往被赶到偏僻之地，报团取暖或自生自灭。

饱受病痛和歧视双重折磨的患者，给李桓英留下深刻印象，她立志要攻克麻风病。1978年，李桓英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后，便将全部精力献给了这一事业。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着手研究一种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完成，但缺乏临床实验。得知这一消息后，李桓英开始在全国走访调查，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最终获得免费药品和实验项目支持。

带着这批药品，李桓英来到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寨”，劝说这里的每一个麻风病患者服药。

她的到来引来村民一片惊奇：北京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渴了，她舀起病人家的水仰头就喝;饿了，她大大方方和麻风病患者一起吃饭;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便拉着手长时间不放。她说：“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麻风菌可没有子弹厉害!”

李桓英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这一方法使全国麻风病患者从11万人下降到不足1万人，且年复发率仅为0.03%，大大低于年复发率小于1%的国际标准。后来，短程联合化疗法在全球得到推广。

曼南醒村不会忘记李桓英。经过两年治疗，“麻风寨”的患者全部治愈。1990年泼水节，“麻风寨”摘掉了帽子，作为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仑镇。李桓英为村子取名为“曼南醒”，意为“新生的山寨”。

与麻风病的斗争没有就此停止。1996年，李桓英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李桓英长期辗转于云贵川等贫困边远地区。前往麻风病区总是山高路险，李桓英曾2次翻车、2次翻船，锁骨和肋骨都摔断过。她在勐腊坐独木舟过河翻了船，被捞上岸后却仰天大笑：我胖得像个皮球，哪里沉得下去?

2016年12月27日，李桓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刷屏”，因为这位新党员已经95岁了。为什么年逾九旬才申请入党?她说，自己以前还不够格，现在应该合格了。在她看来，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医疗工作者就是要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服务人民也是党员的基本职责。摸着闪亮的党徽，李桓英说：“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跟党走，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等到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希望我的身上能盖上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我要干到100岁!”98岁时，李桓英依然奋斗在麻风病防治研究第一线，为彻底消灭麻风病而努力。她曾说：“人的一生很短暂，只有拼搏，才是生命的最好延长，而再长的生命只为自己也将毫无意义。”

时代楷模朱有勇事迹观后感篇7

一个不能少：绝壁上的“天路”

出村的路很长，曾经，祖祖辈辈要爬过那108道拐的峭壁悬崖，从日出走到日落。

出村的路也很短，如今，8公里之外便是外面的世界。

但是这条路，巫山县下庄人“走”了整整20年。

20年间，面对这条外地人都不敢来修的路，下庄人字典里没有“怕”字。他们以最原始的方式，用双手凿，用两脚蹬;他们守着最质朴的信念，道路一日不通，便一日不得停工;他们始终相信，只要修通这条路，就能走出去，就一定能摘掉“穷”这顶帽子。

修路会死人他却义无反顾只为子子孙孙能有个出路

“我们好不容易走出来，真要回去搞那条路?”

“不修路怎么办?子子孙孙就永远没有出路!”

想起18年前挂完那通电话后黄会元和自己的对话，52岁的杨自慧别过脸去，空荡荡的屋子里传来阵阵抽泣声。

这通电话，改变了黄家的命运，也成了下庄村刻骨铭心的痛。

今年9月30日，黄会元去世18年祭日，大女儿黄玉秀来到父亲的坟前祭扫。她在下庄路私钱洞段停了下来，这么多年来，这个位置，她停留了无数次。

“爸，你牵挂着的这条路通了，还铺好了水泥，旁边有护栏，再也不用担心有人会掉下去了。”黄玉秀的声音很轻，山谷里风一吹，仿佛带去了很远的地方。

如今的下庄路，宽约4米的水泥路面上不时开过几辆小车，人坐着车，车载着货，满满的喜悦。但在杨自慧的记忆里，1984年她第一次到下庄黄会元家时，是手脚并用爬进去的，上山鼻挨路，下山脚发怵。1987年，她嫁到下庄。有时候，杨自慧会看着猪圈发愁：“养这么肥有什么用呢?反正卖不出去，换不来钱。”

要出下庄，必须爬过那108道拐，陡的地方接近80度，年轻人空手爬上去都要好几个小时，一个来回就要一天时间。想背活猪出去卖是不可能的，用个长板子把猪捆好背在背上，猪会挣扎，一挣扎，人就会往山下掉，掉下去命都不保。于是只有把猪杀了分批背出去，但这样一来只能卖很少的钱。

“我们去外面闯闯，说不定日子会好过一点。”1996年初的一天，黄会元等不下去了，和家里的老父亲商量后，带着杨自慧和女儿来到了湖北京山县。到了湖北的第二天早上，黄会元是被杨自慧摇醒的。“快看快看，太阳从土里升起来了!”杨自慧说。

在下庄，永远只能在正午时分看到头顶上明晃晃的太阳，至于太阳如何升起、如何落下，住在山谷里的下庄人看不到。

一度，杨自慧觉得一家人会在采石场扎根。但1999年初，黄会元接到了一通从下庄打来的电话。“村里来电话说要修路，问我们要不要回去一起干，想都没想，老黄就决定带着我们回去。”杨自慧回忆说，当时，自己也劝过黄会元不要回去，毕竟这里的生活比下庄好太多，可黄会元的一句话，让她再也反驳不了半个字——不修路怎么办?子子孙孙就永远没有出路!

8公里 6条命一声“修”字震彻山谷

“人到了这个地步，怕有啥用?”

“该死的脚朝天，不死的又过年!”

有一组来自当时下庄村委会的粗略统计数据，每一个数字都在告诉他们修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时下庄全村近400人，因为路难行，从1949年到1997年，近半个世纪，累计有100多人从未见过公路，130多人从未到过县城，360多人从未看过电视;因为路太险，23人从悬崖掉下摔死，70多人摔伤摔残……

曾经，站在村里的任何一个角落仰望，能看见的除了眼前的高山，就只有头顶上小小的一片天。如今，那条“刻”在绝壁上的下庄路，在大山里蜿蜒8公里，运送货物的车辆不时从路上开过，村民的收入也有了大幅提高。

可这条路的来之不易，只有下庄人最懂。

1997年，一条消息在村里炸开了锅，时任下庄村党支部书记的毛相林从县城参加完村干部培训班回来告诉大家：要修路了!

这个被称为“毛矮子”的小个子男人，第一次说修路，没几个人相信这事能干得成。村民有反对的，也有赞成的，但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钱从哪里来?

铁了心的毛相林给村里人算了一笔细账：全村96户人，一家喂一头猪，每头猪卖400块钱左右，就有3万多;村民去打工，到县城当“棒棒”也能挣到钱，又可以买炸药，又能修几个月路……

“不修路，我们就会永远穷，修了路，我们就有希望过上好日子!”毛相林这番话，让村民沉默了。沉默之后，大家又举起了赞同的手。

就这样，1997年12月，下庄人炸响了第一个开山炮，面对外面的世界，他们大胆跨出了第一步。

但要在绝壁上开出“天路”，远比想象中要艰难。下庄人修路，用的是最原始的方式。测路用的“放红绳”的土办法，“土专家”从崖顶悬吊下来，在半山腰荡着“秋千”勘测。开路也大同小异，村民空中荡、壁上爬，在山间悬空钻炮眼，用炸药在峭壁上炸出立足之地。

黄会元刚回到下庄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修路。为了加快进度，他借了几千块钱买了台凿岩机。和其他修路的村民一样，他常常在崖洞里一住就是五六天。崖洞潮湿，村民就把塑料布和棉絮做成防寒“被窝”，睡觉的时候就钻进去，然后把粗绳系在腰上，绳子的另一头系在岩缝的老树根上。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心睡着后翻身会掉下悬崖。

尽管努力做了一切可以做的安全措施，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99年8月14日，26岁的村民沈庆富趁着天还没黑又赶到工地上。如果不出意外，接下来的两天，他可以好好陪陪打工回来的妻子。

可意外来的时候，往往连一句话的时间都不给人留。其实当天下午沈庆富的请假已经被批准了，但因为不愿耽搁修路，他再次回到了工地。结果，从峭壁上掉下来的一块大石头正好砸在了沈庆富的头上，他就此掉下了几百米深的山谷。村民连夜找到他的尸体，用绳子拉上来时早已僵硬冰冷，在场的人都泣不成声。

沈庆富的去世，让杨自慧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丈夫黄会元会出事。但黄会元曾在采石场打工，山松山紧看一眼就知道，他知道哪些地方可以踩，哪些地方要避开。想到这些，杨自慧的心能稍稍放宽一些。

直到1999年9月30日上午，山上有人喊着“出事了”。几位村民跑到家中喊她，她知道，她的天塌了——同样是一块从天而降的落石，正中黄会元的头部。没来得及哼一个字，黄会元便葬身山谷。

路，还要不要继续修?如果继续，还会不会有人牺牲?接连两次的意外，让曾无比坚定要通过修路带大家脱贫致富的毛相林，第一次有了动摇。

“今天大家表个态，这个路到底是修还是不修?”在黄会元的灵堂前，毛相林很内疚地问。

“修!”人群里很快传出有力的回答，说话的正是黄会元的父亲——72岁的黄益坤。

“修!必须修!!”之后，村里的男男女女纷纷高举手臂，斩钉截铁的回答声在黄会元的灵堂前响起。当时的黄玉秀不明白，为什么爷爷白发人送黑发人却没有哭，为什么爷爷没有恨修路，反而这么赞同。她只记得，灵堂里大人们的振臂高呼响彻整个山谷。

很多年后，黄玉秀似乎明白了爷爷黄益坤的选择。黄玉秀回忆说：“爷爷后来告诉我们，儿子走了不是不心痛。但心痛有啥用?儿子死得光荣，他是为下庄人造福而死。儿子去了后，还有孙子，只要下定决心，子子孙孙一条心，总有一天会摆脱贫困。”

这样的牺牲，并没有在沈庆富和黄会元这里画上句号。此后，陆续又有4人牺牲在了修路的过程中，但灵堂前的那一声声“修”字，早已铭刻在了下庄人的骨子里。

一往无前虎山行，拨开云雾见光明。

到了这个地步，下庄人只有一个选择——修!

20年人心齐为下庄换来更好的明天

“我对着党旗发过誓，这辈子修不通，下辈子修!”

如今，村民毛相斌在家门口望着硬化好的出村路，想到的是他的柑橘林和西瓜地。今年的西瓜已经卖脱销了，眼下快到了柑橘的收获季节，期待也能卖个好价钱。事实上，下庄村已经形成了以烤烟为主导，柑橘、核桃和中药材为骨干的产业布局。毛相斌说，等全村房屋风貌改造完成后，欢迎大家常来下庄走走看看。

这样带着梦想、有着奔头的日子，是下庄村近400人在11名党员的带领下，与天斗、与地斗的结果。他们用手里的石锤，向大山要出了一条活路!

在这修路的队伍中，毛相林冲锋在前，他说：“我对着党旗发过誓，这辈子修不通，下辈子修，我修不通，还有后人接着修，哪有修不通的呢?你啥都怕，就始终没出路。”

2004年，下庄终于修通了一条机耕道。这一天，下庄人等了很多年。大家奔走相告：路通了，我们可以挺直腰板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今年9月，下庄路完成硬化，加装了护栏，村民出村又添了安全保障。

当初修路时可以背300多斤物资的杨亨华，如今经常骑着一辆摩托车往返于下庄和骡坪。儿子在骡坪安家了，老婆忙着带孙子，而他留在下庄村当一名综合治理专干。

“路都通了，去骡坪这点距离都不叫事儿!”杨亨华把摩托停在下庄路上，当年的“大力士”如今鬓角已有了白发，但笑容却比当年更加灿烂。

为什么要修路?因为粮食运不出去、东西搬不进来;也因为日子越过越难、留不住媳妇。但更深的原因，下庄人其实早在20年前就给出了答案。

在修路之前，村里先集中劳动力把村小修好了。1979年就扎根下庄村小教书的张泽燕回忆，当时大家把村小的房子全部翻新加固，虽然是土坯房，黑板也只是一块破木板，但全村人都很高兴。

下庄路修通之前，村里只走出了一个大专生，但路通后，已经有15个孩子考上了大学，有的在重庆，有的在深圳，有的在黑龙江……黄会元的儿女，也都考上了大学，走过下庄路，走向了更远的世界。

如今的下庄村小，在政府和社会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全部换成了崭新的砖房。孩子们在明亮的教室里，坐得笔直，朗朗的读书声在大山间回荡。同样留在这山谷里的，还有父辈倔强、拼搏、不服输的劲头。

下庄路的终点就在下庄村小大门口。采访当天，大门旁边的黑板报上，五颜六色的粉笔绘制出了简单却精美的图案，图中有一群飞翔的小鸟，一条蜿蜒的路，还有郁郁葱葱的树林。头天夜里一场大雨，把板报的一角淋得有些斑驳。张泽燕匆匆回到教室，拿来一只粉笔，重重地补上了两个字：明天。

眼前这补好的一行字写着：“大人流血修路为我们，我们读书为下庄明天。”

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重庆巫山下庄人不畏艰险，坚持修路。20年间，先后6人牺牲。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曾放弃，终于凿出了一条从村里通往外面世界的“天路”。

下庄修路过程中，从来不只是下庄人在战斗。20年来，外界对这个自强不息的村庄从未停止帮助，从党和政府，到媒体、社会人士，爱的力量一直都在延续。

政府派来驻村干部送来“三材物资”

从村主任毛相林家门口望出去，就是下庄用20年时间修的那条路。

每天清晨起来，抬头望着这条“天路”，毛相林都觉得欣慰。20年前，他第一个扛起了修路的大旗，并迅速得到了村民的响应。不过，他和村民一直感激一路走来获得的无数帮助。一些名字，一些身影，常会浮现在他的脑海。毛相林知道，没有这些帮助，尤其是政府的帮助，下庄的路修不起来。

毛相林最常想起的，是方世才。记者到村里时，身在重庆主城的方世才家里有人生病，隔着上百公里，帮不上忙的毛相林急得一遍又一遍打电话。

方世才是当年政府派来的驻村干部，如同政府派来的“救兵”。在毛相林看来，方世才比自己亲兄弟还亲。而在下庄村，提起方世才，村民无一例外都会竖起大拇指。

1995年，方世才从西昌农专毕业后，被分配到竹贤乡做农经干部，到下庄村驻村，在毛相林家一住就是8年。毛相林当年想修路，第一个就是找方世才商量。方世才见过世面，知道修一条路对下庄的意义，那是摆脱贫穷和闭塞的必经之路，所以两人一拍即合。

方世才把下庄修路当成自己的事，和毛相林一起组织，搬石头挑土，一头扎进工地，长期灰头土脸。

毛相林至今记得，1999年，村民沈庆富在修路时被石头砸中掉下悬崖，当时崖上的石头还在往下掉，许多村民都不敢到山崖下面找沈庆富的遗体，方世才硬是带队到崖下面把沈庆富的遗体找到。

为了修路，方世才常年不回家，妻子没少抱怨，直到1999年，方世才的妻子到现场亲眼看到了下庄修路的情形后，才化怨愤为理解。

毛相林说，下庄对于方世才，除欠下了情，还欠下了钱。毛相林回忆，当时方世才一个月有400多元工资，其中不少都贴在了修路上。“从1997年开始修路，到2002年调动工作离开，他差不多为下庄垫了1万多元。”毛相林说。而方世才对于这些付出，都没记在心上。

除了政府派来的“救兵”，还有政府送来的物资。

1997年底，下庄路开工不久，毛相林募集的3960元启动资金就所剩无几，眼看要停工，巫山县农业局向下庄人伸出了援手。

那年底，巫山县农业局局长朱崇轩带人到竹贤乡调研，从下午走到天黑，最后困在了下庄的108道拐上面，被村民接了下去。第二天，朱崇轩来到下庄修路现场，在鸡冠梁，看到一个个赤裸上身的精壮汉子，听着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开山炮响，被村民用生命挑战悬崖的行动震撼了。随后，农业局给村里提供了炸药、雷管、导火线等价值10万元的“三材物资”，还准备了一批钢钎、大锤，一路送到下庄村口。这批物资让下庄人吃了“定心丸”，甚至感觉已经可以看到通路的那一天。

后来，县农业局又给下庄解决了20万的物资款。毛相林说，县农业局的帮助，让下庄人捱过了最艰难的头两年。

如今，年过六旬的朱崇轩已经退休，回忆起当年的事情，他觉得不值一提：“帮农村改善条件本来就是我们政府部门，尤其是农业部门的事，农业局只是起了一个引子的作用，路能修通靠的是村民的决心和信心。”

在下庄修路过程中，巫山县交通局、重庆市财政局等众多政府部门也先后拨款，下庄修路的资金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今年，在巫山县委县政府支持下，下庄村这条凿出来的“天路”完成了硬化，并加装了护栏，更加成为村民的脱贫路、小康路。

媒体报道带来更多关注和捐款捐物

在下庄修路过程中，媒体也一直发挥着力量。有一个人，经常被村民记起，那就是当时的《三峡都市报》记者侯长青。

侯长青是最早把下庄故事讲给世人听的媒体记者之一，18年来，他25次到下庄，把下庄故事带出大山。

侯长青第一次去下庄村是1999年5月。他至今清晰记得当时的情形：一个本没有路的崖壁上，村民不分男女开山凿路。他惊呆了。也正是从那一刻起，他和下庄村结了缘。

当年9月，侯长青和万州媒体记者再次踏入下庄采访。那次采访现场，他亲眼目睹了村民黄会元被石头砸中掉下悬崖的全过程。修路现场的牺牲让侯长青再次受到震撼，一系列关于下庄人修路的报道陆续刊发出来。

随后，侯长青等人历次去下庄采访所拍摄的照片，被制作成《下庄人》大型新闻图片展，先后在巫山、万州等地展出。在巫山县人民广场，展出仅一下午，就收到社会各界爱心捐款近4000元。侯长青记得，当时很多部门、单位都纷纷捐款，一些学生看完展览后，也5元、10元地把自己的零花钱捐出来。

除了捐钱的，还有捐物的。一位生活本不宽裕的下岗女工，看过展览后，转身直奔百货公司，挑了30双解放鞋，并在箱子上写下“献给英雄的下庄人”。

这么多年来，下庄村民一直很感谢侯长青和媒体，因为这些报道，不仅让下庄人的故事传得更远，给他们精神上的支撑，更为他们修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侯长青每次去下庄，村民都争相邀请他去家里吃饭、留宿。

不过在侯长青看来，更该感谢的是下庄人、“下庄精神”，在他眼里，下庄是一处“修心的道场”，所以每年他都会去下庄，如同回故乡。

社会爱心照亮更多梦想

外界给下庄的帮助，不仅仅在捐助修路上，还包括对修路牺牲的村民子女加以照顾，以及照亮了下庄孩子们的希望与梦想。

万州人胡潇潇和谢文，都是看到媒体报道后，去下庄进行帮扶的。

“当时看到那里的条件确实很艰苦，出于本能就想帮他们。”谢文回忆说。谢文是万州利森电梯公司老总，他经历过创业的艰辛，看到下庄人不折不挠的精神后受到感染，开始资助下庄的孩子。有空时，他会到下庄村小的课堂跟孩子们交流，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当时供职于万州供电局的胡潇潇，利用假期走上下庄村小的讲台，教孩子们《快乐歌》，教他们自己改编的《我的家乡在下庄》，用自己的方式，传递自信，传递快乐。

黄会元去世时，大女儿黄玉秀才10岁，如今黄玉秀已28岁，在万州工作。这些年来，黄玉秀一直受到谢文和胡潇潇的帮助。“现在过年过节，胡阿姨、谢叔叔都会请我们去聚下，甚至还要给我们红包。”黄玉秀18岁时在田里被毒蛇咬了，命悬一线，也是胡潇潇从万州托人紧急带去抗蛇毒血清，这才保住了一命。

2014年，下庄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重新修葺了村小，孩子们可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毛相林粗略算了下，下庄修路这些年，共有十七八名孩子得到了乡里、县里乃至市里政府部门和社会爱心人士的资助，这些孩子大多考上大学走出了大山，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如今，黄玉秀的弟弟黄玉湖在西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电子商务专业读大四，父亲去世时，他才3岁，对父亲的印象模糊，但下庄修路的故事在他心里早已扎根。在黄玉湖看来，父亲虽没留下什么财产，但他留下的精神是自己一辈子的财富。而这种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也正是下庄人的品质。

黄玉湖小时候，也曾受到北京的张鸿森叔叔帮助，当时这位叔叔每年给小玉湖寄400块钱，并写信告诉他要多读书，走出大山。后来因为跟妈妈搬去了骡坪镇，黄玉湖跟这位叔叔的通信中断了。他一直很想告诉这位叔叔，“我们的路修通了，请张叔叔来看一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重庆巫山下庄人20年坚持不懈在悬崖绝壁上凿路，为的正是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和大山外面的人一样过上更好的生活。新华社近期也刊文称：“20年后再读巫山‘下庄精神’，经久不息的脱贫正能量。”

事实上，“下庄精神”也正是重庆人爬坡上坎、负重前行精神的缩影。

重庆，因为多山而得名山城。山给重庆带来了绮丽的景色，但地形特点也致使一些农村地区交通闭塞、发展落后。在重庆，爬坡上坎，负重前行，是一种常态，这造就了重庆人坚韧的性格和拼搏的精神。

脱贫攻坚进程中，重庆不少地方都有类似下庄这样修路致富的故事。不等不靠，自强不息，这也正是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打赢脱贫攻坚战最需要的精神力量。

“下庄精神”不止在下庄

位于大山谷底，不甘闭塞和贫穷，20年来，下庄人不等不靠、不屈不挠地向大山发出挑战;20年后，一条硬化好的水泥路连通了村里和外面的世界。20年中有流血流汗，更有6人先后为修路牺牲，但这些都没让下庄人停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路通了，产业发展起来了，村民自然开始走上脱贫致富路。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再看“下庄精神”，依然能感受到新的力量。

实际上，重庆地处山区，出行不便，像下庄这样几十年如一日修就脱贫致富路的故事并不少见。

在重庆开州满月乡双坪村也有一条“崖壁天路”——盘旋于海拔1500多米的高山，上方是岩石，外侧是绝壁深渊。“天路”建成之前，村民出村要在山路间手脚并用爬4个小时，直下800米高的悬崖峭壁，人员伤亡、物资损失时有发生。不甘贫穷，村民自发凿出悬崖天路，后来通过政府出资、社会资金筹集等方式，对人工开凿的乡村公路实现道路硬化。昔日的贫困村，如今已成为人们心向往之的“世外桃源”“天然氧吧”。

铜梁中山村，没修路以前，村里只有条坑坑洼洼的土坯路，客车不愿来，孩子们到镇上上学要走一个多小时。村里的粉葛、竹料、水果也卖不出去，想改造住房，运费比材料费还高，结果全村500多名青壮年大多选择了外出务工。道路出行问题，不仅严重影响村民生产生活，还成了致富的“拦路虎”。最终村里干部和党员们纷纷解囊捐款修路，加上社会各界爱心捐助，3年时间，一条长10公里、连通14个社的致富路铺在了村民面前。

属于市级贫困村的秀山县涌洞乡楠木村，地处高山上的川河盖草原丘陵地区，修条通往外界的道路，是村民祖祖辈辈的夙愿。村里以前的土路无法通车，雨天出门常常还会一身稀泥。2014年，县里启动川河盖到洪安镇的公路建设，村民自发投工投劳，不到一年时间，一条5.7公里、45个拐的乡村公路通车了，不仅车开进了村里，村民甚至吃上了“旅游饭”。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山即是城、城即是山”，大山大河是重庆的符号和特色。其实早在千年之前，重庆建城伊始，祖祖辈辈的出行就和爬坡上坎划上了等号，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吃苦耐劳、负重前行也成了重庆人的性格标签。勤劳坚韧的重庆人，正是凭借自己的双手苦干实干，打通了连接外界的致富路，让峰峦叠翠不再是阻碍发展的屏障。“下庄精神”也正是重庆人共有的精神，在山城的脱贫路上传递，随处可见。

修一条路富一方百姓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脱贫致富，关键在农村，而农村脱贫，基础在交通。在重庆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通公路几乎是所有村民的渴求。

一方面，村民在积极行动，另一方面，政府也一直不断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

近年来，重庆将农村交通作为全市交通工作的重中之重，累计投入几百亿元，乡村公路总里程达到12.3万公里，路网密度位居西部第一。

来自重庆市交委的一组数据显示，重庆1.1万个撤并村已全部实现公路通达，8000多个行政村实现公路通畅，全市有条件的行政村公路通畅率达到100%，去年有近166万贫困群众便捷出行问题得到解决。随着贫困地区交通条件的全面改善，一个又一个昔日闭塞的小山村突破了发展的瓶颈。

修一条路，富一方百姓。如今，在重庆的山区常常可以看到，一条条沥青路和水泥路蜿蜒盘旋在各个村落间，合作社、企业等经济组织迅速在农村成长，村民将农畜产品运出大山，甚至还有人上门采购、发展电商物流，或是就地建厂深加工。在发展传统农业的同时，有的地方还发展起了旅游业，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不等不靠催生自强内生动力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重庆这些被困在大山里的村庄，正是这一矛盾的缩影。

解决这一矛盾，政府的扶持非常重要，起着决定性作用。

2014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农村公路发展的报告上批示强调：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改一条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大门。

同时，老百姓不等不靠、自立自强向着美好生活奋斗的内生动力也必不可少。

正如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了解毕节扶贫经验时所说，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

在今年6月23日召开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要坚持扶贫同扶智、扶志相结合，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要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机制，教育和引导贫困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

自力更生，不等不靠，强化自我发展能力的扶贫思路，是对“贫根”的治本，是老百姓过上美好生活的内生动力，也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而这也正是下庄人乃至山城儿女在脱贫路上的写照。

如今，下庄村修起了一座“下庄精神”纪念馆，馆前一本铜书雕塑上，不仅刻着修路的108位下庄村民的名字，还刻着“下庄精神”的注解，那就是自强不息、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的精神。

用20年时间凿出的绝壁“天路”，正是下庄人诠释“下庄精神”的永恒“雕塑”。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党和政府会有更多惠民政策到基层。新时代新气象，未来的下庄人，也将迎来新机遇。千千万万像下庄人一样自强不息的中国人，都会拥有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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